唐代文集就是这样经过不断加工而流传下来的。

研究唐诗必须根据现存文献，当然无法回避版本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对前人文集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才能知道各种本子的优劣，从而有所抉择。

版本问题与印刷术的发明有关，这里也应做些介绍。

唐代中晚期时，已有印刷品出现，但多限于佛像和历本等物。五代之时，已有官府主持雕版印制的五经和九经，也有一些私人主持印制的总集和类书，但这项技术用于印制文集，要到宋代之后方才普遍。

一些热爱前人诗文的文士，自然会想到运用这项新的技术把喜爱的集子流传下去。穆修刻印韩柳二集，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有关此事，宋人笔记《东轩笔录》卷三、《曲洧旧闻》卷四等书均有记载。后人综合诸说，作《穆参军遗事》，引《辨惑》曰：“穆参军老益家贫，家有唐本韩柳集，乃丐于所亲厚者，得釜募工镂板印数百集，携入京师相国寺，设肆鬻之。伯长坐其旁，有儒生数辈至其肆辄取阅。伯长夺取，怒视谓曰：‘先辈能读一篇，不失一句，当以一部为赠。’自是经年不售。”生动地记录了这些文士的热忱和干劲。

穆修整理韩集，倾注了巨大的精力，时历二纪之外，文字才行点定，刻印成集后，自行设摊出售。由此可见，随着新技术的采用，书籍迅速地成为流通商品，这对文化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意义。

唐人诗集也就以更大的规模流通于社会。

如果说，唐代诗人为了让自己的作品不致散佚泯灭，费尽了苦心，还是难以经受兵燹的洗劫和时光的冲刷。即使像白居易那样，经过周密思考，将六七十卷的文集抄写五本，三本藏在少受外界侵害的佛寺，两本分付亲人。但就是这样，各处藏本还是不能保证安全。香山寺的本子经乱不复存在，东林寺的本子则为淮南军阀高骈仗势取去，随后也就不知所终，于此可见，仅靠抄本传世，何等困难。至于那些穷苦文人，无力进行抄写，更是无法确保其诗文的存亡了。

宋代印刷事业的发展，也就为保存唐人文集提供了最好的条件。一经印刷发行，那就不是区区“五本”的问题了。读者容易购置，也容易保存，唐诗之能以传留下来，应该归功于宋人的及时整理和印刷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