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清人阮元《释颂》说“颂”就是“容”字，“容”就是“样子”，颂乐是连歌带舞的。王国维《说周颂》以为“颂之声较风雅为缓。”颂诗包括《周颂》、《鲁颂》、《商颂》。《周颂》三十一首诗，全是周初的作品，篇幅较短，个别作品不押韵。《鲁颂》四首，是春秋前期鲁国为歌颂自己的祖先而作的，篇幅都比较长。《商颂》五篇，春秋时宋国所传，应是商代之作，宋人为商之后裔，在其演唱过程中可能会有增饰修改。《商颂》的篇幅、结构等，显示了早期商文化的成熟。三《颂》中作品主要称颂先祖的功业，也侧面反映了民族历史的某些方面，但都较突出地体现了统治者的愿望。
三、《诗经》中民歌的收集
《汉书·食货志》中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按：徇，巡也）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艺文志》中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刘歆《与扬雄书》曰：“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逌（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代语、童谣、歌戏。欲得其最目。”（《方言》）何休《公羊传解诂》：“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因此，历来学者都相信中国古代有王官采诗的制度，《诗经》中作品就是采诗之官采集来的。但近代以来，学者多疑之，至今两种看法并存，难以统一。
《诗经》中作品的地域范围，北至今河北，东至今山东省东部，西至今甘肃，南至今湖北省北部。这样广大地域的诗歌，尤其又有很多农夫、怨妇、役人的作品，被收为一集，总有一个收集的机制和过程。但在两千六百年以前，不可能有那样完善的制度，周天子的轩车使者或遒人（行人）不可能在各个诸侯国家都有，也不可能有那样庞大的收集歌谣的队伍，且由天子的乐师统管，直接领导，一竿子插到底。所以，这只能是周王室和诸侯国的乐师，通过同各级乐师有联系的民间艺人收集上来，乐师进行整理、挑选之后再献给天子。另外，无论是天子还是诸侯，收集这些民间作品，并不完全为了“观风俗，知薄厚”，更重要的应该是音乐欣赏、娱乐的需要。《礼记·乐记》载魏文侯（前445—前396）问孔子弟子子夏：“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此战国初年之事，去春秋时代不远，应反映了春秋战国之时国君的普遍情况。《礼记·王制》中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陈诗之事应该是有的，但并不是为了“观民风”，主要是为了使天子高兴，是一种娱乐性的接待仪程。注重政事的天子，可能会从中了解到一些民风方面的事。诸侯国的诗通过陈诗、献诗等活动集中于周天子之处，这应是各地民歌集中于周太师乐官之处的主要途径。
四、《诗经》的编定与编者
原被藏于乐师和史官处的乐诗、献诗，只是根据来源或用途分别收藏，尚未产生编集成书的意识。《国风》先编入者为《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雅》诗先编入者为《小雅》。这两部分大多表现宣王中兴和召穆公文治武功、赞扬召公的作品，如《周南·兔罝》《汝坟》《召南·甘棠》《小雅·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常棣》《伐木》《天保》《采薇》《出车》等。其中有些作品可以考知是召穆公、尹吉甫、张仲、南仲这些中兴大臣之作。当中也有些产生于厉王时的作品，因这些大臣是由厉王朝至宣王朝的，收录厉王朝一些作品也正可以显示出召穆公等人辅佐宣王扫除内忧外患的功绩。
从《召南》《周南》《邶》《鄘》《卫》和《小雅》中作品产生的时间可知，《诗经》第一次编集在东周初年。
据《史记·三代世表》，周厉王因暴虐被国人逐于彘之后，周定公、召穆公主持朝政。召穆公于厉王时牺牲自己的儿子保住了太子静的生命，又辅佐太子静即位（即宣王），安定天下，成中兴局面。但平王东迁之后，天子形同诸侯，周王对周、召二公的依靠和信任程度也不如以前。召穆公的子孙为了昭显其祖上的功绩，主要收集能反映宣王中兴那一段历史的作品，及周、召二公封地内民歌，还有无论在周初还是厉宣之际，地位都与周、召二公地位相侔的卫君封地内的作品（包括《邶风》、《鄘风》、《卫风》）汇为一集。为什么将《周南》排在前面？因为根据西周王朝的定例，周公旦之后，历代在朝廷卿士中周公的地位，都在召公之上，而宣王中兴，周定公也做了很大的贡献。召穆公的后代在《诗》的编排上充分体现了周王朝的传统观念，但所收作品《召南》多于《周南》。
西周末年，周厉王的少子、宣王的庶弟郑桓公在求教史伯后，寄孥与贿于虢郐之间，并徙其民于此（即新郑），以待时而兴（参见《国语·郑语》）。他虽是幽王的叔父，却是庶出，明明看见周王朝将亡，受到宗法制度和当时贵族、百姓传统观念的制约，无法改变这种现状，也不便有大的动作，但他不会不作由他或他的儿子收拾残局、继承大统的准备。他能在周亡之前同史伯谈避难自存之事，则趁乱收存史官、乐官处所存包括乐诗在内的文献，便可想而知。当然，在周幽王将周朝天下即将断送之际，郑桓公出于对周室的负责，出于对列祖列宗业绩的重视，应该这么做。1996年12月至1997年月，河南省文物考古队在新郑市郑韩故城西南又先后发现十余座青铜礼器（参见《中国文物报》1997年2月23日、1998年月15日有关论文及《文物》2005年第10期挖掘报告），则郑国在西周之末保存周王室礼器、乐器、诗乐等的事实，十分明白。到公元前六世纪前期，郑大夫之有远见者将郑国所藏原在周太师和守藏室的民歌、乐歌，同召穆公子孙所编合为一集，则《国风》包括十五国风，《雅》诗中增入《大雅》中31篇，并《周颂》、《鲁颂》、《商颂》各若干。《诗》遂形成今日所见之规模。至公元前六世纪后期，孔子又调换了《国风》中《豳风》与《秦风》的顺序，调整了个别篇目的归属，去其个别句子、段落不必要的重复，订正了个别文字的错讹。他本着恢复西周礼仪制度的愿望，也增添了个别篇目。于是，成今日流传的《诗经》文本。
五、关于《诗经》的传授与流传
在《诗经》编选流传开之后，贵族子弟将它当成了解周代历史、增加文化素养的教材。《国语·楚语》载楚庄王（前613—前591）时申叔答士亹关于教太子之事，提到“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则当时虽只《国风》之前五《风》和《小雅》部分，已在诸侯国以至南方的楚国中有广泛流传。由于礼崩乐坏，在西周时代存在的献诗以讽谏的制度，已蜕变为一种带有形式上应付场面的“赋诗言志”，即拿现成的诗句较含蓄地表现一种态度，但这也就形成贵族对诗的重视。贵族阶级除典礼、讽谏要用诗和借诗喻志外，还要用来美化语言，而且在外交场合完全借诗来表明自己的意思。形成这种风气的原因，有些人以为是由于当时方音歧异、语言不通，读诗则用书面语，用雅言，故借以沟通思想。其实只是献诗讽谏、引诗明理现象的蜕变。然而这也促成了春秋时代外交场合的语言风格迂回委婉的特征。
先秦时代，儒家很重视学习《诗经》。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夫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兴：启发、鼓舞和受到艺术感染；观：了解历史、认识社会，所谓“观风俗之盛衰”；群：交流思想、沟通感情、增进友谊；怨：对不良政治现象和行为进行批评讽刺。“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指在社会伦理和思想上受到教育；“多识夫鸟兽草木之名”指从中学到动植名物常识。
汉初传授《诗经》的有鲁、齐、韩三家：鲁人申培所传诗学为鲁诗，齐人辕固所传为齐诗，燕人韩婴所传为韩诗。这三家都先后立为学官。毛诗之学稍后出现，据传为六国之末鲁人毛亨所传，因汉代毛苌而显。今三家诗亡，独存毛诗。
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长短不一的《诗经》简一百七十余条，其中包括《国风》、《小雅》二种，存残诗65首，《国风》中仅《桧风》未见，《小雅》存《鹿鸣之什》中首的残句。经研究，简上《诗经》文字不属于齐、鲁、韩、毛中的任何一家；是否为《汉书·楚元王传》中所说《元王诗》，也难以确定。则说明汉代《诗经》之学在今所知四家之外，还有分化。《阜诗》的发现，对我们认识《诗经》早期流传的情况很有意义（参见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1200多支被盗挖的竹简，其中《孔子诗论》简29支，1006字，不仅多引《诗经》原文，且有孔子对《诗经》一些篇章的评论，对于了解春秋末年以来儒家的诗学思想、《诗序》的形成及其与孔子、子夏的关系，都有很大的意义（参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