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说：“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国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是什么原因？”王珪回答：“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大都崇尚清静无为，以老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只知道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任用的大臣，也不再是懂得儒学的饱学之士。汉代的宰相没有谁不精通一种经书，朝廷上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都引经据典，参照经书来决定。于是，人人懂得礼教，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施用刑律来治理国家，从而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淳朴的民风也荡然无存。”唐太宗听后深有同感。从此以后，官员中既有学问又懂得治国之道的，大都受到提拔，并被委以重任。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身边的侍臣说：“朝廷设置的中书、门下二省，均为机要部门，应选拔人才担任官职，他们的任务和作用其实是很重大的。我下达的诏书和命令如果不正确，他们必须大胆地指出来。然而近来我却发现他们只会唯命是从，顺水推舟，没有一个人敢直言进谏，朝廷的官员，怎么能够有这样唯唯诺诺的作风呢？如果一个官吏只知道发布诏书，抄抄写写，那这样的工作谁不会做？何必千辛万苦选拔官员，委以重任呢？从今以后，上传下达的诏书如果不妥当，官吏必须直接指出来，不能因为害怕冒犯了我的权威，心里明白却沉默不言、假装糊涂。”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贞观四年，唐太宗问大臣萧瑀：“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萧瑀答道：“他是一个勤于政务、遵从礼仪、很有自制力的帝王。每次上朝处理政务都要忙到日落西山，五品以上的官吏，都要与他一起坐谈国事。晚上让守夜的士兵传递食物就餐。他虽然算不上仁义开明，却也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王。”唐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虽然性格谨慎周密，但内心并不能明察秋毫。心里不能明察秋毫就容易犯错误，即使小心谨慎也容易疑心重重。他本来是靠欺骗前朝皇帝的遗孤寡妇，夺取别人的江山登上皇位的，总是害怕群臣不服，因此，他不肯相信手下的每个官员，每一件事他都自己判断决定，劳神费力、辛苦异常不说，最终却事与愿违，事情并不是都处理得合情合理。朝中的大臣虽然知道这点，却不敢指出来。丞相以下的官吏，处理政务都只是应付了事。我不能像隋文帝那样治理江山。天下如此之大，事情如此之多，千头万绪又变化多端，我怎能一人定夺？只有将政务交给百官商议，由宰相筹划，事情才会稳当，才可以奏请皇上，下令天下执行。只靠一个人日理万机、殚精竭虑是不行的。如果一天处理十件政事，有五件不合理，这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何况还有更差的呢？而日积月累、长此以往，错误必然很多，国家不灭亡才怪！何不广泛地任用贤良的人才，皇帝只需在朝廷密切关注政事，严肃法纪，这样，谁还敢胡作非为呢？”唐太宗于是下令，凡是诏策有失误的地方，官吏必须上奏指出，不能只按照圣旨上的意思办事，必须尽到一个做臣子的职责。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大臣说：“治国和养病没有差别。即使病人觉得痊愈了，还应该继续加以调养，如果疏忽大意就会旧病复发，进而导致死亡。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天下稍稍安定的时候，君王尤其要兢兢业业，如果骄奢放纵，必然导致国家衰败甚至灭亡。现在天下的安危，同我密切相关，所以我必须慎之又慎，即使在休息的时候也不敢懈怠。然而，政务的好坏，还有赖于诸位大臣。既然国家的安危都维系在我们君臣身上，我们就应该同心协力，把国家治理好。政事如果有失误，你们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说出来，不必隐瞒。如果我们君臣之间互相猜疑，不能够肝胆相照，那么对国家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徵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我看古代的君王，治国有兴有衰，就像每天有白天和黑夜一样。这都是因为他们不广开言路，所以不知道政务的好坏，以致造成忠诚正直的人不敢直言进谏，邪恶谄媚的人不可一世，因为君主不知道自己的过错，所以导致国家灭亡。我身居宫中，天下的事不可能全都知道，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诸位就是我的眼睛和耳朵。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无事，就不再用心操劳国事。让人敬爱的不只是君主，让人畏惧的也不只是百姓。所谓天子，应该是这样的人：治国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人们才推举他为君王；治国昏庸无能，民生凋敝，人们就会抛弃他，不再拥戴他，这真是让人畏惧啊。”魏徵回答道：“自古以来，丢失江山的国君，都是因为身处安定的环境中而忘记了忧患，身处太平之世而忘记了祸乱，所以，统治不会长久。现在陛下坐拥天下，朝廷内外太平祥和，此时您还能够时时留心治国的道理，常常有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国家一定会长治久安。我又听古话说：‘国君，就像船一样；百姓，就像水一样。水能够让船浮在水上，也能够使船沉到水底。’陛下能看出百姓在兴亡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古代圣哲的思想简直一模一样。”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义，得不尽忠匡救乎？朕尝读书，见桀杀关龙逢，汉诛晁错，未尝不废书叹息。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公等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朕为公等思龙逢、晁错之诛，君臣保全，岂不美哉！”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周围的臣子说：“古人说：‘国家危险却不知道扶助，社稷颠覆却不知道搀扶，还用得着这样的宰相吗？’君臣之间正常的关系，大臣怎能不尽心尽力纠偏补过呢？我以往读书的时候，读到夏桀错杀关龙逢、汉景帝错杀晁错的时候，都放下书卷深感痛惜。你们如果能够正直坦诚地批评规劝我，这对于我们打理好国家的统治和教化大有好处。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因为你们冲撞了我和违抗了圣旨，而对你们恣意惩罚、批评。我近来上朝处理事务的时候，也违背过国家律令，你们却把这些过错当成小事，所以不坚持大胆地批评。所有的大事都是由小事而引起，小事要是不处理好，最后演变成大事就无法补救了。一个国家的灭亡，无一不是由这些小事引起的。隋炀帝凶残暴虐，最后死于一般人的手中，但普天之下，却没有听到过为此悲痛惋惜的声音。你们为我思考隋朝灭亡的教训，我为你们思考龙逢、晁错被错杀所造成的损失，这样，君臣之间互相保全，不是很好吗？”
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徵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既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阙破灭，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顾谓徵曰：“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