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集就是这样经过不断加工而流传下来的研究唐诗必须根据现存

唐代文集就是这样经过不断加工而流传下来的。

研究唐诗必须根据现存文献，当然无法回避版本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对前人文集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才能知道各种本子的优劣，从而有所抉择。

版本问题与印刷术的发明有关，这里也应做些介绍。

唐代中晚期时，已有印刷品出现，但多限于佛像和历本等物。五代之时，已有官府主持雕版印制的五经和九经，也有一些私人主持印制的总集和类书，但这项技术用于印制文集，要到宋代之后方才普遍。

一些热爱前人诗文的文士，自然会想到运用这项新的技术把喜爱的集子流传下去。穆修刻印韩柳二集，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有关此事，宋人笔记《东轩笔录》卷三、《曲洧旧闻》卷四等书均有记载。后人综合诸说，作《穆参军遗事》，引《辨惑》曰：“穆参军老益家贫，家有唐本韩柳集，乃丐于所亲厚者，得釜募工镂板印数百集，携入京师相国寺，设肆鬻之。伯长坐其旁，有儒生数辈至其肆辄取阅。伯长夺取，怒视谓曰：‘先辈能读一篇，不失一句，当以一部为赠。’自是经年不售。”生动地记录了这些文士的热忱和干劲。

穆修整理韩集，倾注了巨大的精力，时历二纪之外，文字才行点定，刻印成集后，自行设摊出售。由此可见，随着新技术的采用，书籍迅速地成为流通商品，这对文化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意义。

唐人诗集也就以更大的规模流通于社会。

如果说，唐代诗人为了让自己的作品不致散佚泯灭，费尽了苦心，还是难以经受兵燹的洗劫和时光的冲刷。即使像白居易那样，经过周密思考，将六七十卷的文集抄写五本，三本藏在少受外界侵害的佛寺，两本分付亲人。但就是这样，各处藏本还是不能保证安全。香山寺的本子经乱不复存在，东林寺的本子则为淮南军阀高骈仗势取去，随后也就不知所终，于此可见，仅靠抄本传世，何等困难。至于那些穷苦文人，无力进行抄写，更是无法确保其诗文的存亡了。

宋代印刷事业的发展，也就为保存唐人文集提供了最好的条件。一经印刷发行，那就不是区区“五本”的问题了。读者容易购置，也容易保存，唐诗之能以传留下来，应该归功于宋人的及时整理和印刷发行。